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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述评

关键词： 李鸿章                                          

李鸿章述评 　　

　　史界奉行“盖棺定论”，举目试观历史，某人身亡业消、某事时过境迁数十年数百年而仍未有定论者，比比皆是。都说中国人厚古薄今成性，殊不知口口相传、人云亦云的怪僻更有甚于前者。历史有远近之分，功业有前仆后继之续，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是也，处在今天的中国，怎能不饮水思源？回眸历史，灯下漫笔，不求合肥含笑九泉，半夜托梦于我说“孺子知我”，但求无愧于案上经史腹中点墨：知而不言，视而不见，我所不为。

　　自古时代演化，政权更迭，历史人物的功过也就评说各异。自鸦片战争以来，四十年中，中国几乎所有大事都与李鸿章有密切的联系。在帝制时代，无论君子小人都以忠君爱国作为臣子的第一美德。当义和团在清廷顽固党的资助下，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屠杀洋人，八国联军愤而进攻北京之时，西太后下诏时在广东的李鸿章北上议和，有幕僚为李鸿章定下上中下三策以应对此事。上策为拥两广自立，以李鸿章在中外的影响力，图谋恢复汉人政权，在亚洲首开新政体；中策为速起广东之兵北上剿拳勤王，以谢洋人；下策就是奉诏单骑入虎狼之穴议和了。分析起来，第二种方案实在是空谈，当时广东并无一兵一卒可以调用，所谓勤王之说只能是水中望月，徒劳而已。而如果实行第三种方案就必定要议和，议和就必定要定条约，定条约就必定又要丧权辱国。对年近八十的李鸿章来说，实在是自取灭亡之道，以李鸿章的识见，岂能不知？果然，李鸿章在北京呕血而死，死前一个时辰仍有俄使上门逼他签署条约。真是可悲可叹。在当时国乱纷扰之际，清室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上策无疑是李鸿章自保的最佳方略，而李鸿章最终不用。设若李鸿章真拥两广自立，后来的历史就不可测量了，不敢说他的功业一定比孙中山伟大，但绝非袁世凯之流可以比较是肯定的。此事足以印证李鸿章深受忠君爱国四字的影响，不仅如此，他简直是当时中国君子的代表人物。请看他死前作的七律诗，至今读来仍凄凉心酸：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之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宝剑秋风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尤未熄，请君莫做等闲看。

　　至此李鸿章时代谢幕了。抛开李鸿章此次议和丧权辱国不说，单凭他临难不辞，虽水火尤概然赴之的勇气，在当时的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如此，我不禁觉得李鸿章之死亦不可不谓之悲壮！

　　回溯李鸿章发迹史，近四十岁才登上政治舞台，可谓大器晚成。在此之前，李鸿章师事在曾国藩门下，他的思想和性格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曾国藩对他寄予厚望：“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

　　曾国藩有知人之明，当时洪秀全在广东金田妆神弄鬼迷惑百姓，于是太平军横行中国十四省，与清政府逞对峙之势；满清八旗兵腐烂不能用，这才有曾国藩组建湘军，抑制太平军。而太平军中如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等人都是侥勇善战并有谋略之徒，曾国藩孤掌难鸣，独立难支。加上曾国藩觉得他的湘军“暮气”已近（兵法云：朝气锐，暮气堕），恐难大用。于是他命李鸿章回安徽招募团勇，更以四营湘军资助他。历史上著名的淮军就这样诞生了。李鸿章以这支军事力量，南下江苏“剿匪”，立足上海，以区区三城之地，一年内平定吴乱。李秀成南面无法得志于李鸿章，西面北面又有曾国藩曾国荃兄弟阻挡，只得退守南京，穷途末路，太平天国就此瓦解。这里有个小插曲，说是曾国荃围住南京，旦夕破城，清廷被太平军搅得七上八下，浑然不知局势，数度下令李鸿章督兵北上，帮助曾国荃围剿南京。李鸿章以淮军需要休整为由推辞了。这是李鸿章不愿分曾国荃功劳的原因。因此梁启超称赞他“有君子之风”。

　　一波虽平，一波尚在。当太平军之时，山东捻军又起，牵连数省。这支军事力量远比太平军残暴，是名副其实的匪，烧杀抢掠，官府百姓不堪其扰。北方没有名山大川作阻挡，捻匪又多马匹，清政府拿他们没有办法。捻军趁湘军和淮军在南方忙着剿灭洪秀全，时常窥视北京，清廷又下诏曾国藩进剿。曾国藩当时刚刚平定太平军，他又是个急流勇退的人，所以就是牵延时日，有意虚位以待他人。不用说，此时又是李鸿章，也只用一年就平定了。李鸿章用兵，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少自将，多调度，深明将帅之道，诚为将将之才。满清值“发匪”“捻匪”之乱，几遭大难，李鸿章对清室的功劳不下于曾国藩，亦不负曾国藩所望：青出于蓝。

　　李鸿章在剿太平军时，命英国人戈登组建了一支洋枪队，号称常胜军，并配备了新式大炮，又经英国教官训练，实力非同小可。李鸿章有“靖乱之功”，常胜军出了大力。又李鸿章在上海时常与洋人打交道，知道洋枪洋炮的威力是中国旧式军队所不能匹敌的。他写信给曾国藩说：

　　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若驻上海久而不能取洋人长技，咎悔我矣。

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他又写信给恭亲王和文祥说：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常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至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纵心所欲之快。……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虚声恫吓，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为攻城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由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懂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杜挚有言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苏子瞻曰：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为名，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称这封信是中国近代最大的政治家最有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在当时的中国，有李鸿章这种觉悟的还有稍早的林则徐。清廷把他谪戍伊犁，他在途中写信给友人说：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热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匹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巳。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林则徐不愿发表他的认识，他嘱咐友人不要把这封信公开，因为他害怕剿夷派对他群起而攻之，而他自已曾经也是主张剿夷的，现在突然“长人志气，灭已威风”，又担心自已清誉之名不保。所以真实的林则徐着实没有大家以往印象中那么伟大。但林则徐只是一个贬官，况且他也没有具体的办法，我们不必苛责于他。而李鸿章敢担时人之谤，敢为天下先，并且身体力行，以求救亡图强。他的这种精神和作为与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空泛见解的张之洞相比，要务实得多。因此中国得以进入“洋务时代”，蒋廷黻称之为“自强运动”。在中日战争以前，李鸿章呕心沥血，专办洋务。前人心血，不可丢弃，今列之于下：

　　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于上海　　同治二年正月

　　设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　　同治四年八月

　　设机器局于天津　　同治九年十月

　　筹通商日本并派员往驻　　同治九年闰十二月

　　拟在大沽设洋式炮台　　同治十年四月

　　挑选学生赴美国肄业　　同治十一年正月

　　请开煤铁矿　　同治十一年五月

　　设轮船招商局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

　　筹办铁甲兵船　　光绪元年十一月

　　请遣使日本　　光绪元年十一月

　　请设洋学局于各省，分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学诸门
，择通晓时务大员主之，并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　　光绪元年十二月

　　派武弁往德国学水陆军械技艺　　光绪二年三月

　　派福建船政生出洋学习　　光绪二年十一月

　　始购铁甲船　　光绪六年二月

　　设水师学堂于天津　　光绪六年七月

　　设南北洋电报　　光绪六年八月

　　请开铁路　　光绪六年十二月

　　设开平矿务商局　　光绪七年四月

　　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　　光绪七年六月

　　招商接办各省电报　　光绪七年十一月

　　筑旅顺船坞　　光绪八年二月

　　设商办织布局于上海　　光绪八年四月

　　设武备堂于天津　　光绪十一年五月

　　开办漠河金矿　　光绪十三年十二月

　　北洋海军成军　　光绪十四年

　　设医学堂于天津　　光绪二十年五月

　　综观上述各项，李鸿章的政绩可谓颇丰了。若在中日战事未开之前死去，必将流芳千古，为一代改革先行者。封建历史上有识见、勇气和能力实行改革的，只有秦国的公孙鞅和宋朝的王安石，但这两人当时身处的国家状况又远没有李鸿章时代之复杂、危急。公孙鞅虽然成功了，但也得罪了秦国太子，所以秦孝公死后，他的儿子秦惠王把公孙鞅给车裂了；王安石的改革政策也是一波三折，因欧阳修司马光等人反对的缘故，最终失败丢官。李鸿章是中国封建历史上第三位改革者，凭这一点，他是伟大的。

　　李鸿章所办洋务，涉及方方面面，而综其大略，主要是军事和商务。组建近代化的陆军和北洋海军是他的毕生宏愿，洋务运动基本上是围绕这一目标而施行的。至中日战争之前，李鸿章的淮军二万多人，皆是世界上一流装备；北洋海军方面，有人评估为世界第八强，虽有讹误，但比洋务运动之前应当有天渊之别。若假以时日，不断扩充，当不致列强欺凌。然而当时光绪帝快要亲政的时侯，他的父亲醇亲王与西太后争权，定计重修颐和园，一来视为孝敬她，一来使她沉于游乐不理政事。于是醇亲王下令李鸿章把建设海军的军费挪为修园之用。因此中国在中日之战前的七年中，没有增添过一只新船。李鸿章早在洋务运动之前就意识到，日本与中国其势不两立，若中国近代化讯速，则日本必将依附于我，反之则日本必来入寇。

　　中日之战的由头始于朝鲜。朝鲜是中国属国，对中国的战略地位异常重要，朝鲜在我手中，中国海军进可以威胁日本，退亦可自守。朝鲜对日本的战略地位亦相当。然而中国海军停滞不前已经七年，而日本三十年来无日不在发奋图强：日本欲侵略中国，朝鲜志在必得。光绪二十年三月，朝鲜有东学党之乱，时袁世凯为驻朝商务委员。袁世凯夸大其辞，数次致电李鸿章，请发兵平乱。李鸿章遂于是年五月初一以护商为名派海军济远、扬威二舰赴仁川、汉城，并令直隶提督叶志超带淮军一千五百人向牙山进发。到五月十五日，日本派去仁川的军队已有五千人。其时朝乱已平，朝鲜害怕日本淫威，请求中国退兵。中国不许。战机伏于眉间，一触即发。

　　起初在同治十一年，日本与朝鲜不和，考虑到中国为朝鲜宗主国，以为外交当决于中国。于是谴使问中国若朝鲜有事，中国怎样？清廷畏事，说朝鲜内政中国不便干预。及至朝鲜东学党乱起，中国派兵入朝，这就授日本人以口实了：前说朝鲜内政与中国无关，现在却派兵，非欲图日本又是什么呢？于是日本也以护商之名派兵朝鲜。所以日本派兵朝鲜表面上比中国理足，中日两国在朝鲜唇枪舌战，没有结果。中国选择让步，数次要求中日两国同时撤兵，日本人却数次拒绝。其意图分明欲开战。而李鸿章未能掌握形势，却企图英国和俄国干涉，胁迫日本退兵。俄人表面答应，实想坐观成败，以收渔人之利。至此失尽先机，朝鲜险要之地尽为日军所据。

　　李鸿章无法，开始准备与日本开战。六月十二日，李鸿章派卫汝贵马步六营进平壤，提督马玉昆带二千人进义州，雇英商三只轮船由海道运往朝鲜，以海军济远、广丙两只兵轮护卫。不料二十五日，遭日本海军袭击，济远管带方伯谦畏敌如虎，藏匿在铁甲最厚处，日舰炮轰济远，方伯谦即悬白旗，逃回旅顺。于是李鸿章布告各国，并召回驻日公使。

　　至此，中日战事大开已成必然之势。五月到六月之间，日本海军舰只往来穿梭于朝鲜附近海域，而中国直至八月上旬才派铁甲船、巡洋船各六艘，水雷船四艘，这是中国海军的所有精锐。八月十六日，日本海军出动军舰十一艘前来拦截。海军提督丁汝昌传令我作人字阵行，以镇远、定远两铁舰为人字之首，靖远、来远、怀远、经远、致远、济远、超远、扬威、广甲、广丙及水雷船，作为人字两翼，并以号旗招鸭绿江中的战船出来助战。不多时，日舰逼近，列一字阵形，向我猛扑。丁汝昌慌忙改变阵形，作太极阵，裹人字阵于其中。我军开炮示威，然而距日军九里，不中。而日军以快船聚至，日舰圈入我人字阵脚，致远、经远、济远三舰，都被挖出圈外。致远受重伤，又已离群，管带邓世昌开足码力向日舰扑去，其意欲同归于尽，但未到就沉没了，全舰官兵二百五十人尽皆殉难。而经远号也被日军水雷击中，整艘舰碎裂，所在官兵二百七十人全部遇难。悲惨至极！还有一艘被挖出圈外的济远号，管带方伯谦，又是二十五日的德行，见敌就跑。当时全军阵脚大乱，扬威舰搁浅，方伯谦的济远号又因逃跑太勿忙，误撞上了扬威，扬威就这样沉没了，冤死者一百五十多人。方伯谦大惊失色，扔下济远号逃回旅顺去了，一登陆，就被李鸿章下令正法。学方伯谦这种败类行径的还有广甲舰，因逃跑太急，误撞岛石，被日军用水雷轰碎。这样一来，我军与日军相战的军舰只有七艘而已。其胜败不述亦可知了。

　　海军遭此大难，然而以寡敌众，与日军鏖战五点多，洋人观战也觉我军甚为壮烈。陆军相比海军简直丢尽颜面，在平壤败得一塌涂地。平壤三面环江，惟北面靠山，李鸿章事先部署叶志超、聂桂林、丰阿正、左宝贵、卫汝贵、马玉昆共六将，统淮军三十四营，一万七千人会集于此地。当时日本陆军刚至，已无军粮，听说仅靠盐巴维持。而我军则有朝鲜百姓接济，因此粮食无忧。日军远道而来，又无军粮，若此时我军攻之，必获大胜。然而六将领军阶相等，人人为统帅，实等于没有统帅，军心涣散，于是各自求保，理由竟是“以逸待劳”！等到日军后队到来，我军终被日军一一击破。

　　至此李鸿章所苦心经营的海陆二军从此消灭殆尽，尤其是海军更惨不忍言：丁汝昌战败，弹尽援绝，为保军舰和官兵性命，降于日本，大小二十三艘军舰，皆为日军所获！当时各国闻此消息，都说中国从此没有军队了！于是后来列强乃起，落井下石，纷纷以兵舰来侵，割地赔款在所难免。而日本虽然得胜了，但海军也受到重创，无力继续侵略中国。李鸿章受命出使日本，商量议和。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李鸿章带领参赞李经方等人抵达日本马关，与日本全权议和大臣伊滕博文、陆奥宗光开议。日本方面要求我方让出大沽、天津、山海关三地，李鸿章不肯，辩论多时，于是暂搁停战之议。次日始议议和之事，中日双方争执不下。二十八日，第三次会谈后，李鸿章回馆舍途中遇剌，中左颧，枪子深入左目下，险些毙命。日本朝野震惧，日皇遣御医和军医来调治，医生说枪子虽取出，但不可劳神，尤宜制怒。伊滕、陆奥亦前来谢罪，为表歉意遂同意中日停战。并劝李鸿章安心养伤，待伤好之后再议中日和约。李鸿章慨然说道：“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说什么也不肯停下议和。第二日，见血满袍服，李鸿章自言自语道：“此血可以报国也。”言后潸然泪下，“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清廷得知李鸿章遇刺后，也下旨慰问，并改由李经方任全权议和大臣，命李鸿章安心静养。但李鸿章仍然一切自行栽断，每日卧床对李经方口授机宜，群医束手无策。

　　三月七日，伊滕、陆奥将所拟和约草稿交来，十一日，李鸿章回复伊滕，将其所拟和约草稿分四款：一朝鲜自主，二让地，三兵费，四通商权利。除朝鲜自主外，余皆极力反驳。十五日，李鸿章另拟一和约送去，即请赔兵费一万万两，割奉天南四县等，伊滕亦逐一驳议。十六日，伊滕将修改后的和约送来，较三月七日和约较轻。日方称已可再议，李鸿章卑微乞怜，旁人观之心酸不已，泣不成声。于是和约草成，即臭名昭著的《马关条约》。除割辽东外，台湾省及彭湖列岛也在其中，而赔款则高达二万万两白银。李鸿章再次乞怜，日方只答应中国若在三年内付清赔款可以免息及日本驻威海卫的兵费。

　　消息传到国内，人人恨其丧权辱国，指李鸿章为秦桧，举国欲杀之而后快。对此，梁启超以为李鸿章此行无功亦无过，《马关条约》不过是战败的必然结果。至于指李鸿章为秦桧，梁启超斥之为“狂吠而已！”“使易地而处，其有过于鸿章者乎？”

　　李鸿章若这时死了，时人冷静之后亦不过评之曰：功过相抵。然而天不丧李鸿章之命，中国还有更多丧权辱国的事情等待他去收拾。李鸿章在重谤之下忍辱负重，仍与列国周旋，其原因是列强不愿看到日本在中国得利太多。西方列强与中国的关系，在中日之战前，不过传教和通商二事，到了战后关系已紧密，难舍难分，中国的利益得失也关乎列强的得益得失。战前，中国曾请求俄国调停，俄人见已日本战胜，就说俄国愿意替中国讨回辽东。两江总督张之洞也电奏朝廷:

　　若以赂倭者转而赂俄，所失不及其半，即可转败为胜。惟有恳请饬总署及出使大臣，急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画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以酬之，许以推广商务，如英人肯助我，报酬亦同……

　　清廷其时方寸已乱，就同意请求俄人干涉。俄国遂联合德国法国，强逼日本还我辽东。日本因战后无力应付三国，只得将辽东还我。殊不知俄人狡诈卑劣的手段更甚于日本人：他代我向日索还辽东，是因为不愿看到日本在东北得势，然后威胁俄国。俄人此举非为我，实自计；又可加恩于我，以图日后得报。果然，辽东事毕，俄国皇帝加冕，俄驻中国公使要求中国派国内最著名、国外又有声誉的大臣前去道贺。这个人除了李鸿章还有谁呢？于是派李鸿章为头等公使出使俄国。俄公使喀希尼却暗中贿通西太后，威胁逼迫，说李鸿章出使俄国也要商量先前俄还我向日讨还辽东的报酬。西太后召见李鸿章，密谈达半日之久。中俄密约就这样就定下了。

　　俄人首都在圣彼得堡，倘若李鸿章在圣彼得堡谈报酬之议，恐惊动各国。于是掩人耳目，暗渡阵仓，改往俄旧都莫斯科商谈。《中俄密约》又称《御敌互相援助条约》或《防御同盟条约》，条约最显目的一款是中国同意俄国由西伯利亚修铁路到满州全境，并得派兵驻防。这是俄人以不正当手段胁迫清政府签订的彻头彻尾的强盗条约。它的签订，使俄国不费一枪一弹，把东三省全境置于俄国势力之下，并且延伸到华北和长江流域，以图俄国在远东的霸权！这个条约比《马关条约》更加遗害无穷，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德国和法国亦向我索取报酬，说是代讨辽东之事，他们也有功劳。此后各国见有利可图，纷纷以武力威胁，又是租地又是造铁路，已是家常便饭了。这些事情，直到蒋介石时代仍旧摆不平，所谓租界这个名词就是产自那时。后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向毛泽东商量租借旅顺港口，作为苏联太平洋舰队停泊之用。毛泽东怒不可挡，说你干脆把中国沿海全部拿去好了。赫鲁晓夫一头雾水，称毛泽东此言莫名其妙。他哪里知道中国人对租地之事恨入骨髓！

　　《中俄密约》即定，李鸿章出使欧洲各国。所到之处，尽访名人，希望学得欧人自强的一二方法，以求有益于国。欧人也对李鸿章礼遇有加，以为李此来必将大购枪炮军舰，等到李鸿章回国，什么也没买，欧人大失所望。其时中国因为《马关条约》赔款，财政窘急，李鸿章要求各国同意中国增加关税，即由原来的百分之五增加到百分之七点五。俄国答应。再问德法，德法说要看看英国再说，英国又推脱说要和上海各处的商人商量后再定。于是李鸿章欧洲之行一无所获。

　　虽然如此，李鸿章在欧洲的轶事也可以略谈二件。

　　其一：李鸿章每到一国，必问人收入多少。随从屡次劝阻，说这是欧人忌讳的事。李鸿章置之不理。有一次参观完英国一家大工厂，又问工头一年收入多少。工头回答除薪水之外没有其他收入。李鸿章缓缓指其手上戴的钻戒，“然则此钻石从何来？”近代以来，此事被国人指为笑柄。然而李鸿章身为举足轻重的重臣，眼见国势日弱，见欧人国强民富，怎么不动心？我以为他的这种行为皆出自于为国家大计而不顾个人小颜面之故啊！世人有几个能懂呢？

　　其二：李鸿章至德，见前宰相俾斯麦（即欧洲所谓铁血宰相），问他：身为大臣，想为国家出力，而朝廷意见与我不合，群掣其肘，这种环境下该采取什么办法？俾斯麦答道：最重要的是得到君主的信任，若得君主的信任，还有什么事不能做的呢？李鸿章又问：假设有这样一个君主，他无论什么人什么建议都愿意采纳，并且内阁和近侍时常假借名誉，挟持国家大局，如果这样应当如何？俾斯麦沉思良久，说：既然是大臣，以至诚尽心尽力于国家，应该能够得到君主的信任，除非你与妇人女子共事，这样就没有办法了。李鸿章闻言默言不语。

　　两人对白中的“群掣其肘”和“与妇人女子共事”二语，道破清政府的第一弊病，李鸿章在国内不敢谈及，只有与外人诉诸衷肠了。遍观清廷朝中大臣，各省督抚，无一人不和李鸿章意见相左，自洋务运动起，群起而攻之，处处制约李鸿章，却无一人敢为天下先，身体力行，实行新政。中日之战李鸿章固难辞其咎，然而李之淮军优于他军，人所共见，平壤之役虽败，乃军事授任无方之故。又岂是狼心狗肺之徒可以攻击的？可笑的是，日本获我军舰之后，竟有人致书日本，说广丙一船属于广东水师，与甲午战事无关，请求放还！可见当时的中国各省皆自怀鬼胎，畏事自保，怎能以中日战败之罪尽归于李鸿章？太平天国之时、捻匪作乱之时，朝中大臣及各省督抚何在？洋务运动之时，朝中大臣及各省督抚又何在？中日之战时，朝中大臣及各省督抚又何在？战败之后，朝中大臣及各省督抚又何在？俗语云不做事的享安乐，做事的反遭唾弃，用在李鸿章身上毫不为过。至于“与妇人女子共事”一语，想必大家都知道是暗指西太后。李鸿章未死之前，就有人污蔑他与西太后狼狈为奸，通敌卖国；建国后，一群小人之儒乱写教科书，于是此种观点深入人心。史界流行此种无知之论，怎不觉得卑鄙、可耻？可悲可恨梁启超所言“全无心肝”者，百年之后尽皆高升为“大师”矣！

　　自欧洲归来后，李鸿章除了签署条约外更无他事。胶州湾、旅顺、大连、威海卫、广州湾、九龙等地，列强争之不休，中国穷于应付，遂一一答应。国弱如此，光绪帝大怒，罢李鸿章之官，令其勿慵在总理衙门行走，使李鸿章治河。李鸿章用法国工程师卢法尔勘察黄河，治河方案有别于古人。其上奏光绪帝的河治长文，至今还在。至于成效如何，未见于史料。加之我也不通此类，故不多言。李鸿章治河不久后又调为两广总督使办商务。

　　其时广东百事废驰，强盗横行，而历任总督置若惘闻。李鸿章到粤雷厉风行，以酷法治之，盗匪从此绝迹。此事之外，更有二事。时广东赌博成风，官府禁之不止。李鸿章到任，遂以缉捕经费为名行抽赌金之实，后人亦以为这是李鸿章一大诟病所在。也有人说这是李鸿章知道赌风不能绝，干脆抽赌金填充财政了。这与近年来一群无知之徒提倡政府应该对妓院开绿灯相似，我以为这是很可笑的。更有学者公然无耻地宣称这样有助于社会安定：学生不致于会同居、民工不致于会强奸！种种怪论，不谈也罢。

　　再说第二件事。广东的洋人和华人杂处，其中有一些流氓加入洋教，鱼肉乡民，而洋人诸教会又常以教徒之名袒护，致使这些不法之徒愈加肆无忌惮。历任官吏对他们都没有办法。李鸿章到任后，这些流氓依然如故。李鸿章查明实据后，对洋教牧师言明时限交人，丝毫不肯宽容。于是李鸿章至广东未及一年，政事清明，井井有条，地方也有小安的状况。

　　那时有康有为余党活跃于广东，李鸿章奉命抓了三人。估计这并非李鸿章之愿，想来李鸿章不致于要对康有为余党下此毒手。梁启超作为当事人，他作的《李鸿章传》中虽提及此事，但也没有深责李鸿章。

　　李鸿章在广东较之于前四十年剿太平军、剿捻匪、筹办洋务、组建北洋海军、中日战争、对外和约等事项，是他的一生中最清闲的时期。那时他年事已高，若死在广东任上，上天或许对他也不算太苛刻，至少他可以安度晚年，享享清福。然而天意不准他这样，仿佛必要再折磨他一次。可叹！

　　光绪帝和康有为戌戊变法失败后，西太后和朝中旧派人物对洋人恨之如骨。这时民间又有义和团（又称义和拳）之事，见洋人就杀，拆铁路，毁学堂，烧教堂使馆等等，凡是与洋字有关的一概烧杀，甚至对穿洋服的中国学生也不放过。其残暴之由，实在是因为中国屡受列强欺凌的缘故。我小时侯读到教科书称义和团为革命起义运动，也深信其论，到年纪稍长、了解了什么是义和团之后，对起义等字眼无非一笑了之了。义和团都是一些百姓组成，平日屡受洋人压迫，积愤到极点，这样的事也就无足为怪。不但不可深责，简直可以怜悯。而可气的是清廷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暗中资助团民。说是可以“借民之力以制夷”！愚蠢至极，丝毫不见得比百姓有见识。

　　义和团因有政府参与，声势大振。洋人恐慌，于是列强抗议清政府，清廷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不理。列强于是纷纷起兵，西太后自知理亏，又听信直隶总督毓贤等顽固党的建议，于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向列强同时宣战。以后的历史为大家所熟悉：西太后和光绪帝及一班文武大臣逃到甘肃避难、八国联军攻破北京、火烧圆明圆。列强蹊田夺牛的行径真与野蛮强盗无异，可恶之至。但国家都已败亡到这个程度，还能说什么呢？西太后在北京未破之前就下诏李鸿章，要他进京收拾残局了。李鸿章闻此消息几被气死，身体每况愈下。李鸿章清楚，既已宣战，若不待联军攻破北京，和议定然不成。于是逗留上海数月不发。到北京陷落之后，李鸿章进京与列强开议。

　　议和的结果又为李鸿章添一大诟病，即签订《辛丑条约》。这个条约赔款达四万万五千万两白银，分三十九年还清，每年按四厘加息，总计实九万万八千余万两。《辛丑条约》还约定了列强可以自北京到山海关沿铁路线驻兵及在北京留兵用来保护使馆。不独如此，庚子年，俄国趁义和团之乱，派兵占领了东北三省全境。英日两国见俄国得利眼谗了，就联盟对付俄国，俄国见事不妙，就与中国订约分期撤兵。日本又在东北问题上与俄国不和，谈判失败后就在我们的东三省打起战来。无论谁胜谁败，对中国绝没有好处，幸而日本只是局部胜利，于是日俄签订和约各退一步，承认中国对东三省的主权，只是以铁路线划分势力。

　　李鸿章自进京之后，病得愈加严重，加上时有盛怒，已离大限之期不远。俄人占领东三省后又派公使来索取种种特权，李鸿章主张答应俄国的要求。死前一个小时，俄使尚前来催促画押。李鸿章见国破如此，口吐鲜血死了。临终未尝提及家事，只说“毓贤误国”及“两宫不肯回銮”。一室人尽皆涕泣。

　　梁启超《李鸿章传》云：无论举世誉之，举世谤之，皆英雄也；诸葛亮的千古名言：鞠躬尽力，死而后已。李鸿章堪当此二语。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国乱纷扰，以至张之洞之流投机取巧无谤亦无誉，惟有李鸿章一人力挽狂澜，临事不辞，敢担大任，敢为万夫所指，为的是中国百年之富强。而天不教此人成功，却使他遗臭百年。我每读史书，既恨李鸿章不够奸狠，又叹李鸿章不能得人。以至内忧外患，群掣其肘，无法尽行其志。虽然在今天看来，李鸿章的改革不够彻底，然而在当时的中国，一心想改革的，有具体方案改革的，有能力改革的，只有李鸿章一人而已。假使清廷对李鸿章像刘备父子对诸葛亮一样倚重，国家应当不致于如此衰弱！

　　历史不是执笔之人所创造的历史，是历史人物以血泪写就的国家兴亡史。李鸿章千秋功罪还有待后人评定，但我并不隐晦此文欲为李鸿章平反，就当是对李鸿章所创造的历史有所回报吧！叹息之后敢烦读者陪我再次读李鸿章的绝命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之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宝剑秋风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尤未熄，请君莫做等闲看。

　　十一月二十九日
 
 

【作者: 是否】【访问统计:】【2005年12月25日 星期日 12:07】【注册】【打印】